面对国民党对共产党组织的大破坏，桃力民地区党组织、党员和革命群众奋起反抗，进行了反破坏的艰苦斗争。反抗和斗争的措施和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：
1.停止活动，转入地下。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《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》，隐蔽精干，长期埋伏、积蓄力量、以待时机。已经遭到破坏的木花尔稍等党支部停止了活动，尚未遭到破坏的木凯淖尔党支部转入地下活动。
2.曲折迂回，减少损失。木花尔稍党支部被破坏时，面对国民党的严刑拷问，一些党员宁死不屈，不承认，不招供。如高培贤就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，特务没招儿，只好送往陕坝坐了一年多的大牢。党支部书记王安则（王凤岐）闻风逃离，敌人便将其妻贺召召抓捕，不管怎样严刑拷打，贺召召始终一句话：“他出外揽工时病死了！”王安则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才和妻子团圆。可他走时留下三个女儿，由于生活所迫，二女儿给有钱人家当了童养媳，小小年纪受不了公婆虐待折磨而悬梁自尽了。大克泊尔党支部的党员大部分逃离原地，到什拉计壕一带，编入木凯淖尔党支部继续地下活动。
3.灵活机智，对敌斗争。面对敌特疯狂的破坏，党领导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了灵活机智、卓有成效的斗争，木凯淖尔党支部因此而成为当时地下党坚持斗争的一面红旗。
1940年，木凯淖尔党支部书记曹仓为迎接更加艰苦的斗争，提出启用年青党员的请求。工委负责人李席昌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对党支部成员作了调整，加强了领导。
1941年春，李席昌、曹生如的身份暴露，国民党稽查队通令逮捕并悬赏50大洋。上级党组织指示他们立即转移。行前约定每二、三个月到什拉计壕接一次头。有一次，李席昌从乌审召的察汉庙住地来到接头地赵九维家，给党支部的骨干分子办训练班。伪保长李连秀突然闯到该村巡查，他发现了李席昌，但在党员的掩护下，安全地转移了。
曹生如也安全地离开了木凯淖尔，展转多地开展对敌斗争，1942年1月潜回木凯淖尔，不幸于3月病故。李金贵转移到张家畔。高海明被派到榆林的卜尔图海子搞地下工作。高王锁跟随李席昌去了大石砭等地。
李席昌、曹生如和已暴露身份的几个共产党员转移不久，叛徒马汝才、王笃领着军警特务闯入木凯淖尔搜查共产党员，结果扑了个空，便抓了贫农蔺万万到平治乡公所审讯了一个多月，还是无结果。叛徒们断定索扣的王二则是共产党员，因为其父辈三人在饥民闹粮中，被地主武装打死，为报仇定会加入共产党。于是，又把王二则抓起来，带到木花尔稍严刑拷打逼供。王二则宁死不屈，守口如瓶，始终没有吐露党的机密。审讯了20多天后，因无实据只好具保释放。
叛徒一计不成又生一计。为了向主子交差邀功，再次到木凯淖尔把曹仓、曹生如的妻子和贺中海的父亲抓起来拷打逼供。敌人企图通过老弱妇孺获得党员名单，一连威逼拷问了3天，毫无结果。躲在巴拉尔里的曹仓闻讯后，派曹三元找驻木凯淖尔的东胜县保安十六团中队长王明星（当时木凯淖尔属东胜县平治乡），磋商营救的办法。
原来王明星早在1938年就受其哥王双登的影响，对共产党有好感。李席昌接管桃力民地区的工作后，作为团结、利用对象，做了多次思想工作，交了朋友。这次曹仓派人商量营救办法，王明星当即表示愿意出力，但要求八路军回来后，对他的一些不得而为的事给予解释。曹仓做了保证，王明星便带上几个护兵，把马汝才等抓了起来，把被抓的百姓放了。王明星把马汝才等带到国民党26师驻木凯淖尔的一个连部才松了绑。马汝才等不服，王明星当着那个连长的面斥责马汝才等，说：“木凯淖尔没有共产党，即使有那么三两个，也跟着八路军跑了。剩下的都是些善良的老百姓。况且你们来木凯淖尔抓人为什么不通过乡政府？你们这样干不是敲山震虎，敲我们的竹杠，给我们脸上抹黑么？要说有共产党，那就是你马汝才。谁不知道你马大肚是八路军联络参谋处的人？你和王笃都是从延安来的，经过共产党的专门训练，你们休想借兄弟们的手杀我们的乡亲！”经王明星一顿训斥，26师那个连长也指责马汝才等。最后，王明星还扬言，要命令他的中队按共产党政治犯处决马汝才和王笃，吓得叛徒们夹着尾巴溜走了。
马汝才虽然灰溜溜地走了，但国民党对木凯淖尔地区一直不放心。木花尔稍的国民党稽查处三天两头派人以查户口为名查找共产党。东胜县也派来乡指导员，加紧对地下党的盘查。不管敌人怎样严查，木凯淖尔党支部始终没有停止活动，始终没有断绝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。在斗争中有几件事特别值得称道。
一件是依靠群众与敌人巧妙周旋。1942年的一天，国民党何文鼎部特务连的两个士兵，到木凯淖尔毗邻的乌审旗地界上侦察共产党的活动。他们带着一个名单，企图照名单顺便抓人。当他们来到蒙古族牧民王肯石（王克什）家，掏出写在一张麻纸上的名单，询问王肯石。王肯石本来会说汉话而且粗通文字，却故意装作听不懂、认不得，一口一个“敝免得贵”（我不知道）。当时，李席昌恰巧住在王家，为了让李了解特务们的行动和意图，王肯石便结结巴巴地对特务们说：“我姑舅懂汉语，叫他翻译？”特务们同意后，王肯石找来李席昌，特务们念一句，李翻译一句。当念到李席昌时，问：“谁认识这个人，他住在哪里？”李席昌翻译给王肯石，王皱起眉头直“嘶啦”，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李席昌是谁，更不知道住在哪儿。反问妻，你认识不认识这个“李席昌”。妻说她也不认识这个“李席昌”。然后两人用蒙话说了半天。最后，由李席昌对特务们说：“这地方根本没有个李席昌，连听也没听说过。是谁给你说的？八成是哄骗你们的吧？”特务们把名单递给李席昌，说这是六台塔并区李连秀提供的。李席昌一看，写着30余人的花名中只有李金贵等几个党员。看来李连秀根本不了解共产党的底细，完全是胡诌瞎猜。于是，李席昌一本正经地告诉特务们：“这里是乌审地，不是六台区，你们找错地方了。要了解六台区的情况，还是去木凯淖尔打听。我们都是蒙古人，根本不知道汉区的事。咱们还是喝茶吧！”两个特务毫无所获，也只好灰溜溜地走了。
另一件是借机打入敌人内部。1942年，国民党在木凯淖尔地区推行保甲制，李席昌和党支部一班人研究决定，借编组保甲让部分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。孟侯驹当了大克泊尔的保长，高万义当了木凯淖尔的甲长。孟侯驹、王满则参加了东胜县的民训班，并集体加入了国民党。孟侯驹在训练班期间，乘机用银洋向东胜国民党党部买了两个国民党党证，交给三边地委统战部，为统战部搞外情工作提供了方便。李席昌和党支部还决定让刘召才等人去服侍26师在木凯淖尔的驻军，以摸清敌人的动向。还派一些党员以皮匠、铁匠、木匠、短工等身份到各地侦查敌人的动向，定期向支部汇报。谢振山、曹德义等人以缝皮子、打短工为名，来往于木凯淖尔和三边，定期汇报工作，接受上级布置的任务。特别是曹德义，每次出去，带着皮匠工具做掩护，不知跑了多少路，把新织的毛褡裢背破了两个，被誉为党的地下红色交通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