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9年八路军骑兵警备团撤出了桃力民。1941年中共伊盟工委等组织也撤出了桃力民。接着，桃力民地区党组织受到大破坏，不得不转入地下暂停活动。抗战胜利后，形势发生了变化，特别是1945年10月，解放军张宗逊司令员挥师挺进绥远，节节胜利，威慑了整个伊盟。西乌审旗较前坚定了，东乌审旗开始转变。鄂托克旗南部的几个保，有的自愿归陕甘宁边区领导，有的开始动摇。鄂托克旗北部的几个保和桃力民的保安队，反动气焰开始收敛。鄂托克旗的实权人物章文轩从反共又转向靠近共产党。自卫军一团团长越兆仁还派他的亲友为代表，去陕北与中共方面接洽，表示愿意接受八路军的领导。

鉴于形势的有利变化，党决定重返桃力民。当时，三边分区设有一个陕甘宁边保安处的外情据点，负责人是黎光、葛申。他们认为越兆仁送来的信息有一定的价值，可以利用，于是请示三边地委。经三边地委、警备司令部和专署保安处的同意，决定派人前去一探虚实。

派谁去呢？当时有三个合适的人选,一是韩是今，二是杜茹薪，三是马静波。韩是今早些时去过一次，未见着人，回来了。杜茹薪正生病休养。马静波熟悉桃力民，与越兆仁在建立自卫军时有过一段交往，于是他成了不二人选。商定：去时带上警备司令部的介绍信，身份是中校参谋。还带上赵通儒的亲笔信，以私人朋友的身份问候越兆仁，穿便衣直接找越兆仁以掩人耳目。能起义，是否能带出队伍来？如果中立，能否帮咱们在桃力民建立联络点？究竟怎么办？让越兆仁自己说。

商定后，外情据点给马静波找了两个向导，一个是温同山（温四），越兆仁的内弟；一个是阎广成（阎四），越兆仁的儿女亲家。条件是：允许他们从桃力民买烟土，回三段地后，由国营土产公司按牌价收购，赚的钱归他们。

1945年12月23日（古历十一月十八），马静波一行三人从三段地出发，走了四五天后，到了桃力民的天绵利越家。不巧越兆仁不在，便到温同山亲戚温恒顺家住下。次日，由温恒顺到乌素加汗民团大队部找到了越兆仁，说明了情况。越说：“二十六师就住在我家的旁边，形势紧张，不能见，你回去，叫他们赶快走”。

晚上温恒顺回来，把越兆仁的态度告诉了温同山，温同山对马静波捣鬼说：“越团长不知去哪儿了，没找上，你看咋呀？”马静波只好把信撂下请越的女人转给越，当夜离开天绵利返回三段地。

一次无果，再做努力。1946年1月，外情据点派马静波再赴桃力民。此去任务有三：一是与越兆仁、张兴斋取得联系，告诉他们八路军的态度，要他们认清国共双方的前途及应走的路，要求他们掩护党的活动，在桃力民建立秘密据点，供给情报，自卫军最好能起义，如有特殊困难，可将他们的意见带回来研究；二是建立由三段地到桃力民的交通点线；三是联络鄂托克旗森盖老团长和地方上有声望的蒙族人士，准备开展鄂托克旗北部的工作。

关于向导，温同山借故不去，只好作罢。阎广成勉强前行。另有康明祥（康二）为中共党员，又对乌、鄂两旗较熟，并负有建立情报点、站的任务。

马静波一行三人从三段地出发，沿途与熟悉的喇嘛、牧民拉关系，搞结拜，给以后建立联络点打下基础。

当他们走到距保安团大队部30公里处，便住在一户牧民家。为保险先派阎广成去联系约会的时间、地点等事宜。他们虽然小心谨慎，却没想到落入了敌人的陷阱，马静波、阎广成被捕。马静波后来被共产党以交换俘虏出狱，阎广成坚贞不屈，牺牲在绥远监狱，康明祥返回三段地。三项任务未予完成。

原来，阎广成探路时找上保安团的一个相识高如贵，半夜去见越兆仁。越不在，引起保安大队长蒋吉祥的怀疑。这个受过专门特务训练的家伙诱逼高如贵交出赵通儒给越兆仁的信，假意定下约会时间、地点。一则想试探越兆仁的态度，二则想借机扣捕马静波、阎广成。1946年1月11日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，马静波、阎广成与越兆仁在高如贵家商谈自卫团起义的事，蒋吉祥带中队长段海林等十几人，突然闯进高如贵家，逮捕了马静波、阎广成。当晚带到大队部想处死二人，由于越兆仁的坚决反对而作罢，将二人押解绥远，关进监狱。